西南政法大学论坛

标题: 中国的法学院之间竟然上演过这么多争夺师资的大戏？！ [打印本页]

作者: wǒ想我是海 时间: 2020-12-31 18:10
标题: 中国的法学院之间竟然上演过这么多争夺师资的大戏？！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法律盘点
文：老罗

有道是“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开书！
话说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之下的高等教育，早已告别了此前时代中那种各大高校之间相安无事、礼敬有加，学校、学人面对世事流俗心无所动、意有所安、仙游世外、随性发展的理想状态，而不论你情愿与否，都被或迟、或早、或情愿、或被迫地卷入到那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弱肉强食、此兴彼亡，大规则套小规则，明规则隐暗规则的激烈竞争的现实之下。具体到国内的各大法学院、校，要么在无视这种形势之下被别人裂土分疆、瓜分豆剖而渐渐地由强变弱，要么向别人攻城略地、尽下城池而慢慢地自弱转强！欲知一所院校莫测命运的翻转浮沉、经营光景的兴衰荣辱、办学实力的强弱利钝，莫如观其在校教师的行止去留、嬉笑怒骂，毕竟一校名声显达、实力强劲其根本在大师而非大楼，何为一流名校，盖因有一流名师存焉，是以教师实力实为一校强弱之晴雨表。

在这场波及全国、于今未止、攸关校运、惠泽学生的惨烈战争中，几多名校因为处措失当而纷纷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而又有几多名校征战功成、凯歌得奏。限于本文所谈学科门类，此处仅以人文学科，且主要是法学人才争夺战为主，来讲述相关高校间在“大师”方面的博弈情况。
若要想真切、中肯地评价法大在这场人才鏊战中的成败得失，就必须先看一下其他昔日法学强势院校在这场征战中的诸种表现：

一、北京大学。北大作为与清华并肩的学界泰山北斗，上得国家政策、资财倾侧，下得社会大众仰慕、资助，加之百年字号、金字招牌，营谋日久、经验丰富，本可据此雄资裕如而战，不说其可以从容招贤纳士、广揽庞收，总可保疆卫土、片瓦不丢吧！然而倘若我们细细分析这个“学界双峰有其一”的顶级学府在此次战役中的表现，却只能说它屡屡遭袭、苦苦迎战，最终成果不过差强人意罢了！何出此言，有例为证：一是可称之为学界大牌、院之柱石的贺卫方先生两次险些为人挖走。第一次“老鹤”欲离北大之事发生在1998年，当时与北大比邻而居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正值初建，为了尽快完成其开疆拓土、搭台建殿的前期准备工作，不惜动用权位、金钱、名望等等各种因素，针对国内各大法学院校栋梁之才频频偷袭且屡屡得手，到了后来其“贼胆”越来越大，竟然不顾“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先贤古训，而将手脚伸向了邻家的府库欲得其宝，好在北大学子发现及时、封堵得力，一封令人动容的挽留信使得贺卫方续留北大，而使清华法学院此次偷袭未成，大败而归；第二次卫方出走事件发生在据此“清华挖墙行动”十年之后的2008年，这次是拿到了台商1亿元人民币，号称要实行“教授治校”、重建“东吴法学”的浙江大学对北大发起的新一次进攻。此次的进攻令北大更显其窘，一是此次成功偷袭的对手已非与它并肩而立的清华，而是实力远比其弱并且地处京外的浙大；二是作为事件主角的贺卫方任谁挽留、任何说辞，就是铁心要走、坚决不留，为表其诚，还特意在2008年北大法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仪式上并同国内知名媒体《南方周末》上连连表明心迹，以示去意已坚，而令北大这个向来“店大欺客”的“百年老字号”生生地、深深地、真真地尴了一回尬！虽然事后因为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贺卫方最终又回到了北大，但是其走完了全部辞职程序确是不假。二是北大法学院人才屡屡为人成功挖走，而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才远走高飞、欣然他顾而奈何不得，因此使其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失分不少。此处稍举三例，以示其真：第一例是作为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的著名宪法学教授蔡定剑被法大成功引进，这次成功引进蔡教授使得法大好好地回敬了一下当年北大从法大挖走贺卫方一事；第二例是与强世功、郑戈并称“北大法理三剑客”之一的赵晓力被清华大学偷袭得手，此次偷袭成功使得清华大学终于在对贺卫方挖墙不成后的第六年通过此事找回了昔日所失之颜面；第三例是作为民法学界后起之秀，并为北大大力培养以期日后挑起北大民法大梁的张谷被浙大收入麾下，以使其因为慑于政治压力而痛失贺卫方，进而失信于法学士林之后，终于在院校博弈间扳回了一局。

二、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的法学号称全国第一，在2009年的最新一次教育部法学评估排名中，其仍以高于法大6分的优势而居于排行榜的榜首。人大素有“第二党校”的“美称”，其与中央各大政治权要部门以及各大实权人物，有着种种可以拿到台面和种种不可以拿到台面上来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法学领域的表现就是其既可以轻松通过在人大常委会中的人事安排，而影响到《民法典》、《刑法典》这种关系到国民生计和人身自由的基本法的立法方向，又可以对法大直言“对于中欧法学院的争夺，你们不要再枉费心机而可早日退出以便节省点资源，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某位中央领导人支持我们中标的批条了”，还可以通过高铭暄这样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在教育部国重基地的评定工作中轻轻一句“我认为在当今社会，国际法门类还不宜归入重点基地的建设行列”而使得自己扬长避短轻松拿到了民法、刑法的国重基地建设权，同时又让以国际法类学科名世的武汉大学有苦难言、自存自灭，可见其“强”也！然而，即便作为如此强势之学校，即便不论此前其法学名将方流芳转投法大、陈兴良入会北大等小事，单论2005年被全国媒体热度报道的“人大法学家集体跳槽”这一单独事件，也足可已让这所具有着各种莫测“关系”的社科强校颜面无光了。2005年8月26日，《检察日报》以“人大部分法学家集体跳槽考量高校教学科研体制”为题对此事予以报道，报道中称“5月12日下午，人大法学院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产生，原院长曾宪义卸任，王利明出任新院长；副院长为赵秉志、韩大元、叶秋华(兼)、龙翼飞、郑定。在当天的会议上，王利明代表新一届领导班子讲话，表示要为实现‘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有此强大的阵容，人大法学院完全有资格踌躇满志地向世人宣称‘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的目标胜利前进’。仅仅三个月之后，法学院即出现以赵秉志教授为首的‘集体跳槽’。在不谙法律界内情的人看来，这条消息再普通不过了，但无论是当时在场还是事后得知消息的法学界人士，无不感到震惊，并在私下里或者网络上议论纷纷，有人甚至将其形容为‘中国法学界的大地震’。该消息最敏感之处在于，赵秉志教授此前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而该研究中心是1999年11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首批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中心以国家级重点学科刑法学为龙头，涵盖了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与证据法、刑事侦查与刑事物证技术、刑事法律史等刑事法律学科群中的主要领域，由赵秉志教授担任主任，高铭暄教授担任专职顾问，卢建平教授担任执行主任，并且聚集了何家弘、黄京平、郑定、冯军、刘志伟、王秀梅、阴建峰等一批刑法学界的老将新锐。而此次，与赵秉志一起从人大法学院‘出走’加盟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还有卢建平、阴建峰、刘志伟等4名业务骨干（也即中心的11名学者中，这次走了5个，规模不可谓不大）”。正因为如此，更加之赵秉志在整个“出走”事件中的种种表现，才引得人大掌门人纪宝成校长大为光火，以至于在赵走后的下一期人大品牌法学刊物《法学家》杂志中，就不见了与赵有关的一切学术挂名，甚至坊间还传出在赵回人大取资料时，因为学校保安的阻拦一度惊动了110的事情。这个一贯强势的学校终于在人才大战中被北京师范大学狠狠地阴了一下，从而着着实实的“弱”了一回。

三、吉大、武大、山大。此三者作为国内的老牌著名大学，要么学校规模最大、要么校园面积最大、要么校园景色最美、要么招生人数最多，这三所大学不仅仅在其各自所在省内首屈一指，而且在其各自所在地区也是如果属“二”就没有学校敢称为“一”的超有实力的大学。同时，这三所京外名校的法学院多年来在法学界圈内也是大大的有名，各学院培养出的众多高徒皆能纵横学界、独步法坛，往昔实力不可谓不强也！然而，在这场法学人才的争夺战中，上述几所名校只能说是江河日下、眼见其衰。倘若列为看官不信的话，我们不妨从头一一数来：先说吉大法学院，这个当年培养出“法理三剑客”（徐显明、张文显、郑成良）的东北法学重镇，在国内其他院校，尤其是后起之理工院校法学院的轮番攻击之下，早已败下阵来，网上曾有人对吉大法学院人才流失具体情况做过统计“法学理论：郑成良教授去上海交通大学；民商法：崔建远教授去清华大学；石少侠教授（商法学会副会长）去国家检察官学院；申卫星教授去清华大学；申政武教授去中国海洋大学；国际经济法：车丕照教授去清华大学；刘世元教授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刑法则后继乏人。后果分析：民商法、国际法、刑法专业，从此一蹶不振！”。这份名单还只是当年情形的略览，后来吉大为振兴自身法学(主要是理论法学)，还曾大力引入了起初为学界所重、后来褒贬不一，一度还与桃色、绯闻有染的邓正来，以期能使吉大的法理学起死回生，然而随着张文显成为吉林省高院院长，邓正来为复旦大学招安之后，可以说吉大在法学界的分量愈显其弱，能拿得出手的学者也是日见其少了；再说武大法学院，“珞珈法科”时至今日已有80余年的历史，1946年蒋介石选定派往东京参加国际审判的法官、检察官和顾问的3个人中就有两人与武大法学有关（法官梅汝璈曾经担任过武大法律系的教授，顾问吴学义当时正是武大法律系教授），而王铁崖、李浩培曾在这一时期的武大法律系任教，端木正、王名扬、陈安明等曾在这里读书……所以说，武大法学历史可谓久矣。然而，近些年武大法学院的建设情况却是难以让人认可，除了“著名”的“周叶中剽窃事件”以外，武大法学院人才流失也很严重，武大校友这样叹息“据说刑法专业就剩马先生（作者注：此为与人大高铭暄并称刑法学“北高南马”的马克昌先生）和莫洪宪老师两位博导了，林亚刚老师去了西北政法，刘艳红老师和行政法周佑勇老师两口子好像是去了东南大学，李希慧老师老早就离开到中南大学了，刘名祥老师被人大挖走，康均心老师也离开了我们的法学院，国经那边左海聪老师也跳槽了，余劲松去了人大，就连我们的院长曾令良教授也弃法学院于不顾去澳门大学当院长。不到一年的时间，真真正正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听到风烛残年的法学院，像一个被抛弃的老人，守着冷落的门庭哭了。树未倒，猢狲散”，真可谓悲矣；最后说一下山大法学院，山大法学院是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重点建设的法学院，由于乔伟教授、徐显明教授等前任的大力建设，使其法学本科教育一度被国内权威评价机构认定为最高等级的A++，而与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并列。然而，自徐显明教授走后，虽有梁慧星这样具有真才实学的名教授出任院长，但由于人权、财权为他人牢牢把持，而使得梁老先生回天乏力，致使山大法学院一天不如一天。以至于后来某位心爱母校的山大学子终于忍无可忍，不顾“家丑外扬”而写出了令人动容的系列文章“山大法学院之伤——十问山大法学院”，以求引起山大有关部门、有关人士的警醒。而其中第五篇文章“山东大学法学院近年来人才流失一览”也使人看到了山大法学院的伤重几何，其文曰“孙新强，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国际法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去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宝玉，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民商法学科博士生导师，去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范进学，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理论学科博士生导师，去向：首都师范大学；刘远，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刑法研究所主任，去向：南京师范大学；齐延平，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去向：中国政法大学；刘士国，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原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去向：复旦大学；徐祥民，去向：中国海洋大学；徐显明，原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去向：中国政法大学；郭庆存，去向：青岛海信集团副总裁；谢望原，教授，去向中国人民大学”上引乃是当年的资料，现在徐显明教授已然回任山大校长，而齐延平教授虽在法大人权中心挂职，但也被迎回山大做了法学院的院长，其余除范进学教授好像最终没走以外，别人都已成功外逃，说其“外逃”却无调侃之意，不信诸君可以再看一下上述人员简历，光副院长（国内通常将院长助理视为副院长）就跑了四个，还不论各具有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等学术官职或头衔的教授，足见当年山大法学院乱象之深！而且，虽有徐显明、齐延平两员大将回护山大、双双救市，但是山大法理学术名家谢晖教授仍然在2009年毅然决然地离开山大而转投北理，要知道他可是当年与另一法理名家陈金钊先生一同被徐显明教授礼聘而来的人才，是否这些年其在山大法学院的遭遇带给他的伤害太深，那就不是我们这些外人所能真正知晓的啦！

四、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上面说完了综合性大学中的法学院，下面着重说一下以法学名世的各大法科学校，这里主要说的是昔日法学名校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当年之所以称为“法学界的黄埔军校”，一是因为其地处西南“僻壤”，而使学校大量优秀师资未有遭逢政治中心士人所受身心之痛苦，进而得以较好保存，二是因为它在“文革”后的1978年先于国内大部分法学院校招生，而且其法科招生人数全国居冠，要知道那可是全中国积压了十年的宝贵人才！此后这种“名师得英才而教之”的教育界最为理想的模式，终于打造出了让西政人至今仍然引以为傲的“78级”法律神话。可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这种最为理想的模式正在该校一天天的消失，一方面西政既有名师纷纷跳槽，外校名师过门不入、绕道而行，使其出现了一种只出不进的师资困顿局面；另一方面成为省属院校的西政生源地方化倾向越来越重，再也难现当年五湖四海、六合八荒的优秀生源济济一堂的骄人盛景，加之地理位置不佳、政策支持不足、教育经费有限、校政迟滞怠惰等诸多不利因素，其衰落也正日甚一日的明显起来，当年繁华恐怕是只能存于美好的回忆之中，而再也难以重复了。以下着重点明其教师“雪崩”的情况，西政已流失的教授从九十年代初的王卫国到后来九十年代末的张卫平、朱福惠、尹田，连同于本世纪的王人博、程燎原、吴晓秋、卓泽渊、邱兴隆、谢佑平、龙宗智、胡光志、张绍言、许明月、汪太贤、陈刚、吴越、赵明、曹明德、陈忠林等二十多人，遍布法理、宪法、民法、刑法、民诉、刑诉、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环境保护法等各大重点学科，而且最近“西政教授徐昕上书陈彬校长”一事，使得在校教师齿冷者更增，有些老师已在同学生的对话中，明言下学期即走，而在学生间又一次引发了人才流失的猜测和恐惧，毕竟大部分学生辛辛苦苦考入这所昔日法学名校，不是看中这个学校近年来新建的众多“大楼”，而是看中了其在招生宣传中屡屡提及的“大师”。所以有人说“‘法学名校’四个字是凭借一个又一个在全国有着影响力的老师作为纽带和‘西政’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西政是否称得上是法学名校那完全取决于粘合着二者的教师的数量，当这个总量越大我们越不可辩驳、名副其实的占据着带头大哥的地位，当这个总量越来越小时不论我们如何拒绝承认现状，我们都不再拥有曾经的辉煌。司法部下面的五大高校，法大基于各种原因，我们必须承认其龙头老大的地位，可现在连中南都在公共论坛上叫嚣着已赶超了我们，我们天天希望211能够临幸我们而重振辉煌，但看看现在这情势，随着又一位具有着全国‘十大青年法学家’称号的曹明德教授出走中国政法大学和具有着全国影响力的赵明教授的出走北航，我们的实力进一步看衰，在全国的排名又一次下降。有了他们我们当之无愧法学界的航母，可没了他们，而只有新校园的空壳和对以往的回忆，那么我们什么都不是。现在我校除正在准备随时弃舟登岸的赵万一外，只有孙长永、李祖军、徐昕、刘想树、文正邦等不足十位人才可挖，而除文校长等不可能离开的官员和李昌麒等已上年纪的教授外，即便加上李龙、孙鹏等已没十个可以被人看上眼的老师了。只要北大、清华、人大、法大、北师大、北航、浙大、上交大、厦大这几个学校同时用力，只一轮，我们必将歇菜。有上述各位教授在的西政确称得上是法学黄埔军校，可是没有他们呢？如果把这几个人再悉数挖走，那西政和法学名校之间将再无什么媒介相连。那时，西政是西政，法学名校是法学名校，二者再无任何关系，而现在‘法学名校’正在与西政渐行渐远”。西政人才“雪崩”的情形，经当年《南方周末》那篇“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的文章而大白于天下后，其境况并未得到有效改观。按照那篇文章所言，新任校长龙宗智出台政策最高拿出50万元引进高层次人才，以便“重建西政曾有的对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的重要影响”。可事实是，按照西政人自己的后续报道文章《西南政法大学：黄叶翻飞的的秋天》（作者：菊东篱）所言“近期，西南政法大学发生了大规模人事变动。现任校长龙宗智教授即将离任。胡光志教授已经于2006年6月调任重庆大学教授；现任民商法学院院长赵万一教授已经担任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高一飞教授已经调任湘潭大学教授；公司法及欧盟法研究中心主任吴越教授将担任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赵明教授即将调任上海三联书店。此前，同样是在龙宗智主政期间，先后有谢佑平教授调任复旦大学教授；张绍彦教授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以上教授在调走前同时都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年龄均在45岁以下，是西政急需的骨干学者”。而对于校长龙宗智最高拿出50万元引进高层次人才一事，其如此评论“首先，以50万元这么一个极小的数字‘引进高层次人才’本身说明引进人才的力度不大，有作秀之嫌。另外，我们来看看到底引进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才：龙宗智主政后引进的第一位人才，也是他经常在大会上说引进的一位‘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吴××，实际上是一位引进时只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论回扣、手续费、折扣、佣金的概念与法律性质，现代法学1994年第6期。参见中国期刊网），只有学士学位、50多岁的中级法院女法官，此人是龙宗智大学同学，如果继续在法院工作，即将面临退休，这样的引进是不符合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要求的，在有众多硕士博士希望进高校当教师的前提下，引进此人完全是给关系人找一个养老的地方。另一位是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留动站因违纪行为没有出站的江×博士。当然，也引进了如徐昕博士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在引进政策上不经学术组织严格考察，专断轻率，是对高校资源的严重浪费”。更让人觉得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主持人才引进工作的龙宗智校长在2006年届满卸任后，竟然被川大成功引进而成为了该校的在职教师，其在西政仅只学术挂名而已(龙教授哪有那么多时间、精力、资金往返于两校全心尽职呢，何况还有当年在任时的种种人事不愉也必会阻碍其积极返校的)；至于说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前中南政法学院，在九十年代就先后走了张明楷（去清华）、徐国栋（去厦大）、郑永流（去法大）、江山（去清华）等学界大牌人物，此后的2006年又走了徐涤宇（去湖南大学）、易军（去法大）、张泽涛（去厦大）、李扬（去华中科技大学）等学校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新秀，以使其元气再次大伤；而西北政法大学的诸位名教授，如葛洪义出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刘作翔高升至社科院任博导，来小鹏转会于中国政法大学出任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一职，使得其校内本就不多的人才储备更显凄惶。

值得一说的是，这些被各大高校挣来抢去的人才，就是各个学校学术水准和学界地位的代表和标志，或者说是各自能够得以称霸学林的“法宝”，有了这些才俊充实的高校在任一学术场合，皆可理直气壮、说一不二、轻松裕如地陈言、获利，而没了这些贤达的学府，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连最起码的话语权都被褫夺，只能跟在他人之后唯唯诺诺、点头称是，至于要为自己的学校争取什么资源、荣誉，就凭那几个派出代表的能为、资历，还是趁早想都别想的好，这就是古往今来人力比拼过程中最最基本的现实，任谁都是无法抗拒，这也正是各大高校全力拼抢人才的关核所在！

说完了别人之后，下一步我们就来谈一下自己，此前九十年代我校与各大院校间，互有胜负（我校被人挖走了贺卫方【北大】、许章润【清华】、高鸿钧【社科院】等，但我们也得到了方流芳【人大】、王卫国【西政】、郑永流【中南】等，故曰互有胜负）的人才之战，这里就不多说了，在此我们主要谈一下徐显明校长主政七年间，我校参与的本世纪头八年中社科人才鏖战中的点点滴滴，以说明法大在这七年的发展中究竟是进还是退。

回顾这场人才鏖战中法大战略战术的特点，我想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勇挑强邻。如果说国内各大院校在这场人才大战中，对于某些江河日下、尽显颓势进而全方位出现危机的昔日强者有些称人之危、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进而胜之不武的话，那么我校获取人才的情形则正好是恰恰相反，法大在这场世纪之初的人才拼斗之中，面对劲敌真可谓是一身是胆、骁勇善战、不惧强者、勇往直前。是役之中，我们并未畏强凌弱、欺软怕硬、专拣“软柿子”捏，而是矛头所向者尽皆百晓生英雄谱上享有赫赫威名之辈，而法大身形到处亦可谓是刀刀崩血、枪枪见肉、轻取直下、手到擒来。比如说，对于同属教育部下各比邻高校，且于各大高校排行榜上常年稳居前二十位的著名学府如：清华大学者，我们取得王燕祥教授、崔永东教授；北京大学者，我们取得蔡定剑教授；浙江大学者，我们取得郭世佑教授；南京大学者，我们取得张中秋教授；南开大学者，我们取得蔡拓教授、乐国安教授；中山大学者，我们取得刘星教授；厦门大学者，我们取得柳经纬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者，我们取得杨玉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者，我们取得宋建武教授；山东大学者，我们取得李晓教授。看我法大“飞刀在手，例不虚发”，金风过处、所向披靡。
（二）百花齐放。自从我校新领导班子修订了法大学科建设原则，首次提出建设“多科性”大学以来，我们就踏实笃定地开始了这方面的各种工作，2002年我校实行了建校以来最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以通过设立多种专门学院的方式来配合我校新制定的“以法学为主，兼顾其他学科”的发展原则，未防这一学科建设新定位成为一种表里不一的“花架子”，我校通过大力引进非法学人才这一途径，切实对此治校理念进行人员师资上的充实。为此，价值哲学方面，我校引进了李德顺教授；儒学方面，我校引进了单纯教授；佛学方面，我校引进了俞学明教授；先秦诸子方面，我校引进了方尔加教授；古典文学方面，我校引进了黄震云教授；苏俄、东欧史学方面，我校引进了金雁教授；经济学方面，我校引进了杨帆教授；国画艺术方面，我校引进了唐建教授。这些各大人文社科学术领域高手的加盟，使得法大的学术生态呈现出了一种百花争妍的繁荣景象，也使得众法大学子在接受法律技术锻炼的同时，能够同时具备一种深厚的人文修养，进而使其综合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斯功也盛矣！
（三）官民尽收。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以“官本位”著称，而今现在就连和尚都要论“处级”、“厅级”的社会，假使一个人在某单位通过多年的努力而谋了个一官半职的话，那他基本就会被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名缰利锁彻底套牢，而再也生不出一丝一毫从头再来的勇气，所以说，引进人才难，引进有官职，即便是学术官职的人才更难。但是，这些在法大引进人才的过程里，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问题，所以：我们引进了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主任、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胡文政教授；我们引进了原西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法学一系知识产权法学科带头人，来小鹏教授；我们引进了原中北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柴小青教授；我们引进了原南昌大学法学院院长，刘新熙教授；我们引进了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我们引进了原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湖北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廖美珍教授；我们引进了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太平洋研究室负责人，孙承教授；我们引进了原最高人民法院一级法官，高祥教授（1961年出生，2004年作为优秀人才引进我校民商经济法学院，此年龄正值仕途进阶之最为宝贵时期，其竟然弃官从学，可不是某些所谓的“退休挂职养老教授”呦！）；我们引进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研究室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张广良教授；我们引进了原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齐延平教授；我们引进了原湖北省司法鉴定人协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医学会副主任，湖北省法医病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武汉市司法鉴定人协会会长，武汉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刘良教授。正所谓“民”好进、“官”难收，看这些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学府之远的各类官员皆纷纷挂印封金来我法大，足见我校吸引力之强也！
(四)内外兼有。按照原清华大学，现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的观点，正如地球版块相撞会形成新的山峰一样，人与人之间思想的相击相荡也会产生出新的思想，其称之为“思想造山运动”。“防止学术近亲繁殖，提倡思想多元化”一直就是徐显明校长所坚持的学科建设观点，虽然多元思想、学术的相互撞击并不一定必然产生新的理念，但是这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所以我校在徐显明校长主政之后，一方面严格限制本校博士生毕业留校任教，而尽量接纳外校优秀博士执教于法大，另一方面又加大引进国外优秀留学人员入主法大开坛设教。为此，我们引进了美国耶鲁和哈佛大学双料博士许传玺教授；我们引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张凌教授；我们引进了德国明斯特大学许浩明教授；我们引进了澳大利亚Sydney大学莫世健教授；我们引进了德国明斯特大学丁强副教授；我们引进了美国耶鲁大学齐东祥副教授；我们引进了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张学哲副教授；我们引进了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潘小娟教授；我们引进了德国图宾根大学赵宏副教授；我们引进了美国夏威夷大学车虎副教授；我们引进了德国帕骚大学迟颖副教授；我们引进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王昶副教授；我们引进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刘承韪副教授。这些人才的引进，极大地开拓了我校和我国法学学术研究的领域，极大地开阔了我校学生的学术视野，更为我校甚至我国对外友好交流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五）青壮有序。2003年，时值“非典”，然而一场题为“分析学术研究现状，唤醒危机意识，共商对策，振兴法大学术现状”的科研工作会议，仍然在徐显明校长的倡议下于5月30日如期召开了。时任科研处处长的郭成伟教授针对我校当时的学术困境，从数据角度对科研现状进行了简单的说明和分析，以此寻求改革出路。他以朱苏力的《从引证材料来看中国法学的发展》为例，说到“该文中提到从1998到2000年全国学者引征率最高的前40名中，北大占8名，人大占7名，社科院与我校各占5名并列第三。但我校70岁以上的学者就占了4名，50以下的只有一名。按照他的统计得出结论，政法大学即将或已经出现后继乏人的问题，学术影响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继续下降。这给学校一个严重的警告，学校会出现严重的学术断层和青黄不接的局面”。针对此学术人才梯队出现断档的不利局面，在此后的人才引进工作中，我校有意识地对其进行补救，我们通过引进大量中青年学术精英，很快地改变了这种危机的局面。除了上述已经列举的各位教授以外，我们还引进了王人博教授；丛日云教授；张楚教授；金仁淑教授；席涛教授；冯晓青教授；王天华副教授；李凯林教授；应星教授；杨波教授；于志刚教授；田宏杰教授；曹明德教授；刘鑫教授；常林教授。除了上述这些教授级的人物以外，再简要介绍一下法大现有青年教师，比如萧瀚（宪法、行政法、人文社科类知名青年学者）；洪道德、杨秀清、李建伟、汪海燕、房宝国、韩波、罗翔、高仰光等（只要是考过国家司法考试的，对上述这些人，就不可能不熟悉，比如被称为“司考刑诉第一人”的洪道德教授，“司考民诉第一人”的杨秀清教授，“司考民法第一人”的李建伟【问各位一个问题，全国民法类书籍哪本最贵？不是欧陆也不是英美，更不是中国学者的学术著述最贵，而是我们法大建伟大哥为国家司法考试考生们编著的《民法××讲》最贵】，在法大只要平时上好这些老师的课，就能理论、法条知识和答题技巧兼收并取，司法考试基本不用报什么辅导班就能通过，即便花了巨资报了某些辅导班，课上见到的老师还是上述这些位，至于诸公所花的那些培训费“冤枉钱”，就是入宝山而空回、在法大不好好读书的代价）；范立波、陈景辉（这两位与刘星教授一样，专治英美法理学的青年老师学术功力正日益显现，不日必将在某种层面上有所成就，比如陈景辉老师当年就被舒国滢教授派给美国著名法学教授德沃金做翻译；而以刘星、范立波、陈景辉为主的英美法理学学人，与以舒国滢、郑永流为代表的欧陆法理学学人，共同构成了法大法学理论的两朵奇葩，可任由对某一流派感兴趣的法大学生自由选择，也算法大法学“牛”于他校的一种表现吧！）；田明（考过注册会计师的同学很少不知道他的，地位一如上述司考类各位青年才俊）；于飞、庞金友、邓文初、刘震（分别师从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政治学家丛日云教授、近代史学家郭世佑教授、易学专家刘大钧教授，皆兼具思想、文笔、口才三大文人学者所必备技能，且皆已得到广大法大学子的认可与追捧，前途不可知也）；诸如张辰龙、朱庆育、刘家安、吴宏耀、郑旭、谭秋桂、刘银良、刘飞、解志勇、孟彦文、姜振宇等诸多年纪轻轻、潜力无限、学生爱戴的少壮派老师，在法大又是数不胜数、车载斗量。这些诸如萧瀚、李建伟、邓文初等胸藏锦绣、腹有良谋的青年新秀，加之王人博、马怀德、王卫国、方流芳、赵旭东等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年学科带头人，更仰年高德昭、技艺精湛如江平、陈光中、张晋藩、潘汉典、巫昌祯、樊崇义等老一辈学人，共同构筑起了我校学术之铜墙铁壁，当年老幼难续、青黄不接的人才窘境，在当下之法大，早已不复存在矣！
人才之于任何团体皆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古语有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回首法大九十年代引进的人才如王卫国、方流芳，因为其出众的人品、才华和组织办事能力，而与此前一直在法大任教的贺卫方三人，一同被江平教授“钦封”为法大的“两方一国”。这几个人在中国法学界的分量自不待言，三人之于法大建设如：方流芳先生善于谋划、不辞劳苦地带领法大团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硬生生地将“中欧法学院”这块人大即将入口的“肥肉”夺回到法大的“碗里”，一篇《公司词义考》首开法学界精深细小、洁净精微的学术研究之先河；王卫国先生领军的法大民商经济法学院，不论从人才的引进、资源的获取、学生的培养等各个方面，皆可称之为各大院建设之楷模、表率，而其人作为“京城法学四大卫”之一，在1999年北大法学院还特意为其从教的成就专门召开过庆祝酒会；贺卫方当年在法大以一己之力亲手创办的《比较法研究》，已经与法大学报《政法论坛》成为代表我校学术实力的最为著名的两本国家核心法学期刊之一，而凭借自身的口才、文才其也成为了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公共学者。上个世纪引进的人才之于我校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就简单略述如此。那么本世纪之初的八年内，法大所引进的贤达之于法大这几年跨越式发展都做出了哪些贡献？下面我们一一道来：

（一）博名。这些先后加入法大的精英人物，通过讲座、演讲、接受采访、撰写文章、出版著作、争取科研项目、参赞立法、襄助国是等多种方式，使得我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逐年上升（2008年的“三门”事件，给法大的声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当然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然而事件的起因、经过每多值得所有法大人反省之处，此处不赘。除此以外，正面影响居多）。在此仅以许传玺教授襄助国是的种种事迹来说明这些优秀人才为法大扬名立万于华夏而作出的卓越贡献，2007年《人民日报》一篇题为“‘爱国’并不遥远——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许传玺”的文章，记述了许传玺教授作为我国代表团“智囊”，担当重任、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先进事迹，文章说“回国不久，许传玺被国家有关部委聘为中国代表团法律专家。这专家可当得不易：短时间内涉猎陌生领域，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没有报酬、不讲条件，一出差便是几个月。许传玺欣然同意：我和国家的心贴得更近。2003年８月，受国务院选派，许传玺作为首席法律专家飞赴韩国，随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第二十八次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将竞选联合会副主席。许传玺逐条研究法律规定与各国代表团情况，参与制定竞选方案并具体实施，全身心地投入。116个成员国中的93票，联合会历史上的最高票。许传玺热泪盈眶：‘这是中国的骄傲！’时隔两个月，许传玺又以中国代表团首席法律专家的身份，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公约第十四届缔约国大会。在代表团里，他废寝忘食地操劳：起草中国需向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处理各种法律文书和文件……时常，琢磨推敲得入了神，辗转难眠。从巴黎返京的飞机上，他吃惊地发现，两鬓平添了许多白发。爱国，不仅是深切的责任，更是惊人的才学和智慧。2005年１月，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在奥地利召开执委会会议。会议将决定哈尔滨能否赢得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举办权。一旦成功，我国未曾举办世界冬季综合体育赛事的历史将被改写。代表团本以为胜券在握，到了奥地利却发现：某竞争国公关力度等远远超过我国。距离投票只有不到十几个小时了，形势严峻。‘有些执委会成员国还没到会。’许传玺眼睛一亮：‘我曾对世界大体联章程做过细致研究，中国是否可以争取代理投票？’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史无前例。许传玺迅速沟通世界大体联秘书长，得到许可。中国代表团立刻通过我国驻外使领馆联系相关执委会成员国，传去许传玺起草的授权书。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投票揭晓：中国胜出！这一战，许传玺的‘智囊’美誉远扬。朋友时常替许传玺惋惜：国家距离个人实在太远，最实惠的还是享受富足无忧的生活。他置之一笑：‘爱国’其实并不遥远。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事情，是任何报酬都换不来的荣幸”。一如上述，这些为法大所引进的教授，常常通过此类襄助国是、参赞立法的种种惠行为国分忧、替民解困，从而使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重要场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而学校也会不时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各大部委、奥组委、大运会主席团等等或官方或民间团体给法大发来的感谢信、表扬信，进而使我法大扬名天下。

（二）获利。我校副校长张保生教授曾在学校非在编科研机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到“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经费，只要我们承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劳动，那么这种劳动或精神生产就需要一定的生产条件。当今社会，科研不再是靠一支笔、一些纸就能完成的，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收集资料，需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需要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调研、问卷，需要计算机处理数据，有些学科也需要实验室做实验。这些工作都需要经费支持。应该承认，这些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经费确实比过去多了，但同时也必须承认科研经费还远远不能满足科研发展的需要。我举一些数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讲师以上教师已达19万多人，而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经费每年只有1000万元，平均每人每年只有52元；高校人文社科博士学位点有400多个，而教育部社科博士点基金每年只有360万元，平均每年每个博士点只有8千元。特别是最近教育部领导提倡而且一些高校也实行了没有科研项目不能带研究生的规定，科研经费不足势必限制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和培养质量。科研经费不足，已成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瓶颈。因此，我们应该转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需要经费的传统观念，转变科研经费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传统观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不要安于贫困，不要耻于谈钱，因为贫困不能带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只能拖其向世界水平迈进的后腿”。因此，如何争取横向课题和横向经费也成为了法大快速发展所必须要面对的一项课题，根据有关资料，2003年全校获得的项目经费是788.8万元，2004年全校获得的项目经费870万元，而2007年全校获得的项目费已超过了2000万元，在这些年年递增、月月迭长的科研经费里面，我校引进人才可谓居功甚伟，这里可以举出几个项目来看一下因为这些人才地加入，而给法大科研带来的巨大收益，如“蔡定剑教授主持的《中国——荷兰反就业歧视法律合作》项目，获得荷兰大使馆200.99万资助；蔡拓教授主持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公共事务管理的变革》项目，获得福特基金3万美元（约24万多元人民币）资助；丛日云教授主持的《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项目，获得教育部百篇优秀博士论文40万元资助；冯晓青教授主持的《全球化与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国际合作项目，获得美国Keyon&KeyonLL和美国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Associates,Inc.的3.1933万美元（约25万多元人民币）资助；蔡定剑主持的《欧盟——中国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项目，获得欧盟委员会拨款、英国瑞慈中心 26万欧元（约260万人民币）的资助；华夏副教授主持的《日本的法律继受与法文化变迁》项目，获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15万资助；王万华副教授主持的《外国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行政程序法立法设想与论证》项目，获得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基金项目 45万的资助；席涛教授主持的《监管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获得澳门商会16万元的资助；杨帆主持的国务院委托项目《人民币汇率研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万元的资助（值得一提的是，此项金额虽小，但却是我校有史以来首次获得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相较上述提到“全国人文社科教师平均每人每年只有52元；教育部社科博士点基金平均每年每个博士点只有8千元”的数字，我们所获得的资助金额真不可以道里计。正所谓“有钱才能有闲”，这些科研资金地获得，充分地保证了我校众多高质量科研成果的产生。

（三）弘业。徐显明校长曾在2004年行政工作布置会议上骄傲地说“去年我们很自豪，有好几个类项的申报我们都处于全国第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我们和人民大学并列第一。重大项目的申报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北大等也对我校刮目相看。有一些老牌重点大学，一个重大课题都没申报到，他们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而我校排全国第三，所以，我们要再接再厉，在今年再跨上一个新的台阶”。网上流传的一份题为“2005-20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法学类立项各校排名”的统计资料中显示“中国政法大学以总计29项（高于第二名12项）的成绩位列排行榜第一的位置，而其余排行榜前十名的高校分别是：吉林大学17项；北京大学17项；中国人民大学15项；复旦大学12项；清华大学9项；厦门大学9项；南京大学9项；上海交通大学7项；浙江大学5项”。对于“以学术为业”的高校教师们，最能体现他们能力与价值的物件，可能就非各种、各类的学术项目莫属了，法大在新领导班子上任以来的各大项目争夺战中可谓战果辉煌，而其中这些引进人才可谓功不可没，不论教育部、司法部还是北京市教委的各大科研项目中，时刻都闪现着这些引进人才的身影，比如说“教育部各类科研项目中有：2001年《外国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行政程序法立法设想及论证》王万华（优博资助）；2002年《新出简帛与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崔永东（规划项目）；2003年《政治稳定的社会心理条件——改革措施与社会反映》田卫民（优青资助）；2005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理论研究》张中秋（基地重大）；2005年《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及其影响研究》杨帆（规划项目）；2005《行政权力的再定位与监督法律制度的完善》刘飞（留学回国）；2006年《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常林（重大攻关）；2006年《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理论研究》冯晓青（留学回国）；2006年《美国侵权法研究》许传玺（留学回国）。司法部科研项目中有：2003年《中国刑事法庭语言规范研究》廖美珍（重点项目）；2003年《法律人职业道德研究》崔永东（委托项目）；2004年《社会信用体制的完善与民事执行难的治理》谭秋桂（青年项目）；2005年《电子废弃物立法研究》孙佑海（一般项目）；2006年《传统中国法律意识传播体系及与当代普法之比较研究》张中秋（重点项目）；2006年《当代中国的利益集团和社会主义法治》杨帆（重点项目）2006年《生命科技的最新发展与民法的制度变迁》易军（中青年项目）。北京市社科项目（以2006年为例）中有《法务会计的诉讼支持研究—以北京司法实践为切入点》张苏彤（规划项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崔永东（规划项目）；《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的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研究》应星（规划项目）；《2006康德的想象力理论》宫睿（青年项目）”这一个个科研项目地获得，也正体现了法大近年来学术科研事业的迅猛飞升。

（四）惠生。记得高考前背过这样的劝学诗：“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塘前春草梦，不觉梧叶已秋声”，还如“少年辛苦终生事，莫向光阴惰寸功”等。大学四年，正值人生最为美好的青春年华，不论我们有何种理由，还是应该首重学业，虽然现在“终身学习”渐渐成为了社会主流理念，然而除去此前读书识字、稍通世事的前大学时代，本科四年确乎是每个人知识储备、意识转变、思想融通的最根本阶段，而在这去之难再的大块时光里，授业于哪种层次的老师真是至关重要，正所谓“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相信认真上过我校各位名师课的同学，对此必然深有体会。正因为如此，老师的去留才成为了各个大学论坛上最被人关注的话题，名师的离去，每每让学子们倍感忧伤；而才俊的到来，也常常令同学们深觉喜慰。那么上述提到的各位老师是否让法大的学子满意呢？我们从法大每两年一届的“本科生最喜欢的十大教师”评选活动中，或可得出答案，上述提到的各位老师如王人博、丛日云、郭世佑、田宏杰、李建伟、于飞、方尔加、罗翔、刘家安、姜振宇等都先后榜上有名，而且有的老师连连上榜、届届不落此后仍有连任的巨大可能，而像李晓等教授这样深具实力的猛将，假以时日，只要为更大多数同学所知悉，荣登榜单那只是或迟或早的事情，正所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些老师不但自己能够很好的完成教学任务，有的还凭借自身在学界深厚的人脉关系或者巨大的影响力，而呼朋引伴、比类相迎，为法大学子引来更多其他名校的老师，比如说杨玉圣教授为活跃法大学术气氛、营造人文氛围，作为军都人文学社等学生社团学术顾问的他，在不花学校一分钱的情况下，曾陆续邀请了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哈佛大学冯胜利教授、原吉林大学邓正来教授、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陈勇教授、厦门大学周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逸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教授、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程汉大教授等，来法大（主要是在昌平校区）为学子们开设学术讲座；在他主办的“首届美国政治与法律学术节”系列讲座中，他也先后为地处昌平的本科学子请来了袁明教授、满运龙博士、奥斯特罗姆教授夫妇、王希教授、张保生教授、任东来教授、程乐其博士、陈幽泓教授、赵梅博士、贺卫方教授、许章润教授、焦宏昌教授、龙卫球教授、王人博教授等人；而在其举办的“英美报刊阅读翻译研修班”中，杨老师除了为同学们邀请到了德高望重的著名美国史前辈和老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曹德谦先生主讲以外，他还自己出资承担了接送曹老的车马费、学生宴请曹老的用餐费等，并且还赠送了每位选修该课的学生一本英汉词典，以备不时之需。而主持法大两大通选课“西方文明通论”和“中华文明通论”的丛日云教授和郭世佑教授为同学们请来的众多校外著名教授，一如同学们所知的那样，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在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面向海内外招聘引进优秀人才》的招贤榜文中，对于那些“在海外知名一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取得副教授以上职称；曾经有过教学经历并且业绩优良者；或在著名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学术团体和跨国公司任重要职务并做出突出业绩的归国人员”我校在经济待遇方面给出了这样的条件：“第一类引进人员，给与科研补贴10万元，学校为其配备教学、科研助手，并根据需要组建专门的研究中心或实验室；第一类引进人员，学校给予住房补贴35万元；第一类引进人员，学校给予15万元安家费”。想想这些为取“真经”当年漂洋过海、远处异地、倍受艰辛而又学业有成的学子们纷纷放弃海外高薪，而在最高类人才科研加生活费方付60万元（我校在国内引进一位人才只有40万元，看看京城房价，就知道那不过是一处不算家具的中等住房的价格罢了，而北航法学院引进一位人才却要支付五倍于我的200万元才能“搞定”）的情况下，并同前面提到的国内各教授纷纷放弃院长、副院长、处长、主任、中心负责人等大大小小官职，而纷纷加入法大建设发展的行列。
这里，模仿我校引进人才王人博教授的口气，本人代天下有心之人问法大一句“你们凭什么泥（呢），凭什么就让这些受了多年高等教育，理性早已深入骨髓的教授们，放弃‘位尊多金’的优厚条件，卷着铺盖卷就心甘情愿的来到京郊大农村昌平了泥（呢），啊，你给我说说，这总地（得）有个理由吧”。是啊，我想文章写到这里，我必须得不揣冒昧，替母校给所有读者一些令人信服的理由：

一、领导爱才。记得徐显明校长在多个场合都反复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各个院、所的领导都应有爱才如命的渴求，要懂得‘千军易得，一帅难求’的道理。尤其对高层次人才，要对其高度尊重，创造最大的便利。什么样的人，才是一流的？我认为能够吸引水平比自己更高的人，才是一流的。校长、院长、所长要有博大的胸怀和识才、爱才、用才的能力。要具备一种基本功，就是团结水平比自己高的人才，使他和自己一起心情愉快地工作”。徐显明校长是这样说的，其也踏踏实实地如是去做了，比如说我校第四位终身教授李德顺先生，就是徐显明校长亲自登门礼聘而来的；有着“为人不识王人博，法大四年算白活”之美誉的王人博教授，也是徐显明校长亲派时任人事处处长的高浣月教授去西政说服他来法大的，而此前在西政内部的小道消息是他将要跟随挚友程燎原远赴湘潭大学；同样，郭世佑教授也是因为徐显明校长“我们政法大学的本科生源是非常优秀的，高考分数很高，但师资相对不够，我替我的学生来邀请你加盟法大”的那番动人说辞，而使他不惜作别史学实力雄厚的浙大，来到了历史学建设一片空白，就连历史专业基本队伍都不具备的法大。徐显明校长曾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说到“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我永远的梦想，现在这个梦呢，很难醒来，所以只要哪个地方有人才，只要哪个地方有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师资，他只要具备了流动的可能性，我就要想办法把他请到政法大学来。每次我出访，我脑子里边始终放不下的一项就是，在我接触的留外的这些学生当中，有没有适合于回国到政法大学担任教师的。所以我曾经讲过，做校长或者院长应该有一个基本功，就是寻找一批比他自己水平更高，而他又愿意到这来和你一起愉快工作的人。这就是校长的第一个基本功”。在法大，“重视人才、爱惜人才”的理念并非徐显明校长所特有，而是形成了一种氛围，比如石亚军书记在风闻李永军教授将离开法大时，其就立即当面过问此事，虽然事后证明这仅只是一个谣言，但其并非对此不闻不问、置之不理，而是稍有人才流失的风吹草动，其就早已绸缪于未雨、防范于事前了；比如张桂琳副校长，借助于师从徐大同先生读博士的契机，发现了同门丛日云老师这位干才后，立即想方设法将其引进法大；比如高浣月副校长发现郭世佑教授在法大“沧海云帆”网站“最受欢迎的十位教师” 网上评选中位列前班以后，马上就把网上资料打印送给郭老师，据郭世佑教授介绍“高副校长比我还高兴”；而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推荐、引进杨帆教授，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教授引进冯晓青教授、李建伟副教授、于飞博士，张保生副校长引进刘良教授、常林教授、刘鑫教授等更是在他们本人看来都是无甚夸赞的分内之事。据说石亚军书记对新任校长黄进就说过“我们领导班子每一位成员都是爱才如命”的话，并希望黄校长也将这种传统发扬下去，我想这也是每一位法大人要对黄校长吐露的心声吧。

二、学生重情。古人云“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终须累此身”，鲁迅也曾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可见，有情有义的生活在这个光怪陆离、纷繁复杂、炎凉冷暖、变幻莫测的世界上还是应该的。对于教师而言，倘若整日面对一群无情无义、面冷心凉的土偶木人，恐怕会是一件非常令人不愉的事情；而假如所教的是一些情深义重、知书达理的英杰才俊，那肯定是会让先生们感觉付出有值的。正是因为有感于法大学生的一片深情，田宏杰教授因为赵秉志等人集体跳槽而应师门之招，必须回护前途堪忧的人民大学刑事司法研究基地后，她仍然在调离法大的一切手续都办妥之后，还每周自费打车长途往返于海淀和昌平之间，不计报酬的“奉送”了法大同学整整一个学期的《刑法学》课程。当年杭州师大“狂挖”杨玉圣教授之时，其最终没有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舍不得法大这群可爱的学生。对于因为法大学生优秀但少名师（“有情有义”肯定是“优秀”一词的应有之义），而被徐显明校长邀来法大的郭世佑教授对此更是深有感受“法大的学生特别重感情，让我感到很亲切，这至少与许多浙大的学生没有什么差别，有的还担心我来法大后感到失落，就经常用邮件来安慰我，鼓励我。有位听过课的男同学在这毕业后，考上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有天晚上就特意到昌平来参加我主持的一个学术报告，表示支持，报告结束以后，已经很晚，天气也冷，他怕我回家不安全，就一定要坚持把我送到家。有个女同学见我在校医院的诊断室等医生，就走过来自我介绍，然后说：‘我来陪一下老师’。他们都让我特别感动。法大弟子在国内是如此，在国外也是如此。有位刑法学博士生只在研究生院听过我一次学术演讲，然后电话我讨论过一次，后来被选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一直保持联系。她知道我在日本千叶县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就带着地图转几趟车来我的住所看我，还带着日本的苹果酒、还有我要返回东京的地图，连日本人喜欢用的漱口水都帮我准备好了。还有一位在日本中央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法大校友，她要赶博士论文，要按期答辩和求职，时间特别紧，但她听过我的讲座后，硬是要尽地主之谊，请我聚餐，在我离开的前一晚，还来电话给我送行。当她得知别的教授临时有事实在不能送我到机场时，她不相信我这个以前访问过东京的母校师长不会有任何差错，一定要送我。她说，她的父母上次离开日本成田机场时就遇到过不顺，差点没走成，她就不顾自己非常紧张的功课，也不顾很远的路程，一定要送我。她住在横滨，凌晨4点多起床，从横滨赶到新宿车站与我会合，再把我送到成田机场，等我通过安全检查后，再赶回中央大学办事。各位新教师，从成田机场到中央大学多摩校区，要穿越整个东京，回到新宿转车，再顺利的单程也得两三小时啊！你们能体会到我当时的那种‘异国遇故人’的感觉吗？这就是我们法大的毕业生，法大的校友。我也常想：到了法大，能走近这样一批学生，即使苦一点，累一点，甚至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各位新教师：这是我首先想通报给各位的一个重要信息，法大的学生在整体上是很优秀的，不仅智商高，而且情商也不错，他们不会亏待你们的”。

三、才得其用。天下所有贤达之士既可以从容忍受“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窘迫，亦可以恬然面对“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困境，但惟独不能常处于“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恶意打压”、“成心埋没”的际遇，倘真如此，必然会毫无眷恋的一走了之，复有何言！这些为我校所引进的人才，并不是法大用来装点门面的“饰物”，而是领导们慧眼识才、寄予厚望，意图重塑招牌、振兴法大的栋梁，所以莫世健教授、李德顺教授、乐国安教授、蔡拓教授、李凯林教授、宋建武教授、单纯教授分别被委以国际经济法学院院长、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学院院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国际儒学院常务副院长等学校重要教学管理职务；而王人博教授来校不久后，就替代了原法大副校长赵相林教授，被任命为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国家法学核心期刊《政法论坛》的主编；丛日云教授、郭世佑教授更是分别担任我校两大通选课“西方文明通论”、“中华文明通论”的主持人，而且二人还分别被委以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委员会主席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的重任；诸如蔡定剑教授、来小鹏教授、席涛教授、张楚教授、许浩明教授、曹明德教授等也分别成为我校宪法与宪政研究所所长、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法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科学技术教学部主任、欧盟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至于许传玺教授，徐显明校长更是为其量身定做了中国独此一家的中美法学院，2007年的《东方之子》节目这样介绍“徐显明：那么98年中国政府第一次组织了一个法学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那个时间我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在我访问哈佛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留美的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他很热心地参与我们这个代表团的活动，当时我就征询他的意见，有没有愿望学成以后回国服务。那么他当时表达了一种很强烈的这样的情感。在那之后，许传玺曾经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徐显明这位长者征询回国的去向问题。许传玺：他当时是山东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兼法学院长，他的那个回答呢，当然他明确知道我回国的打算，他当时是很鼓励的，但他更直接地反应是让我到山东大学。在随后的时间里，许传玺在美国担任了两年律师，拥有着丰厚的收入，但他这时仍然没有放弃回国发展的念头。徐显明：那么2001年，许传玺回到了北京，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也调到了政法大学，所以我在和他继续进行联系，我说我已经从山东大学到政法大学了，我希望你能到政法大学来工作。就这样一个过程，所以2002年，他就完成了全部的辞去别的工作的手续，就到政法大学来了。许传玺回国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就意味着他要放弃在美国十几万美元的年薪。那时，许多人都认为徐校长给许传玺提供特别优厚的物质待遇。徐显明：我能够给他提供的条件，并不比政法大学的其他教授优越。他享受到的和其他教授相同的这种待遇，享受的和其他教授相同的待遇，所以没有给他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因为大家是为着一个理念而走到一起的，所以大学是一个学术的共同体，它不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所以我目前不能给更多的教授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我可以给教授们提供一个使他尊严获得维护的环境，事业获得发展的环境。徐显明说，许传玺之所以选择了中国政法大学，是因为政法大学给他提供了一个事业发展的平台。徐显明：到这个大学来，我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学院，就是中美法学院。我们现在已经加入了WTO，WTO的所有规则都是法律规则，而对WTO影响最大的国家是美国，所以我们需要懂得国际规则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恢复对美国法的研究的传统。另外为了为国家储备法律人才，我们也有必要建立起这个学院。”

四、同气相求。古语有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个体优秀固然重要，但是一个和谐、上进的群体更加难得，通过精英之间良好的激励互动，一个人常常会产生十倍、百倍于自身的能量，同时工作之余这些相知的朋友也会互相为对方提供一种独有的友情港湾。所以，王人博教授这样叙述他当年离开西政的原因：“听到程燎原要走的消息，在黑暗的办公室里，王人博呆呆地坐了几个小时。在西政，他和程燎原互为知己，也是最好的学术搭档。他们合作完成的《法治论》在学界引起轰动。在学校中层干部大会上，王人博流下了眼泪，‘程燎原走了，我可能也呆不久了。都走了，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而同样是王人博教授，在其接受法大校报记者采访时，他所列举为何选择来法大的三点原因中，第一条就是“相对于其他邀请他的高校来说，对法大确实了解更多，法学为主的学术环境、很多的老师和学友都在法大”。而对于许传玺教授如何建设学院聚揽人才，《人民日报》曾这样报道“创建中美法学院，许传玺被委以重任。由于条件所限，这所新建的学院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办公经费和办公空间都非常缺乏。面对种种困难，许传玺坦率承认，事先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他并不因此气馁，也不一味抱怨，更没有打退堂鼓，而是脚踏实地地去努力，去争取，去转变困境。中美法学院从筹建到运转、招生，事情千头万绪，许传玺经常工作到深夜。政法大学办公楼每天晚上11点关门，而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的许传玺，每每被锁在楼里，不得不请保安来为他开门。日子久了，他和保安成了老熟人。中美法学院办公室主任尹超说，这5年，许老师全身心投入，极少休假，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已经成了常事。靠着他和大家兢兢业业的不懈努力，中美法学院创办的第2年就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法学硕士点和博士点，并同时开始在国家统一计划内招生。如今，学院已经先后招收了4届研究生，报考人数逐年增长，在国内法学教育领域打出了自己的知名度。更让人欣喜的是，中美法学院这个平台，加上许传玺特殊的学术背景和人格魅力，吸引了一批在国外一流大学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崔威，现在已经是中美法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谈及自己回国任教，他说，受许传玺的影响很大。‘传玺多次与我通过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等进行沟通。他对我说，目前国内的发展势头是百年不遇的，如果能够参与其中，大家一起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总比在国外多赚些钱有意义。’齐东祥、胡霁光、郝倩、王昶、彭亚楠……一个个在国外获得法学博士的青年才俊陆续走进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开始他们新的事业，新的生活。中美法学院的影响力随之迅速扩大，甚至连美国的同行们也刮目相看。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院、一拿到博士学位就‘回来看看’的车虎，成了中美法学院吸纳的第3位‘海归’教师。现在已是副教授、院长助理的车虎说，他们这个团队十分融洽，每个人虽各有主攻方向，但又能互相激发，互相理解，互相认同。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创业，一起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目前，中美法学院已经拥有15位全职教师，几乎囊括了近年来所有在国外知名大学取得法学博士的‘海归’人才。‘爱才如命’的徐显明校长称道说：‘许教授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凝聚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团队。’”

五、英才知音。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古语有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自古以来，老师最喜欢的就是勤奋努力、刻苦自强、言上知下、举一反三的学生，如果弟子还能够读懂老师心中所想、笔下所言，进而成为为师者知音的话，那就更是老师可遇不可求的了。如果仅只从我校师生的角度评价法大学生的优劣，不论如何都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嫌疑，所以此处转引一些诸如山大、武大等名校在我校交流的同学，对于法大青年学子以及老师所受重视的品评以为佐证：一、学生。“对法大学子的印象是他们貌似个个都博览群书，勤奋刻苦。课堂上他们能够就老师提到的案例了如指掌，对老师引用的名著如数家珍，若遇到与老师相冲突的观点能够毫不避讳，侃侃而谈，每当看到这些场面时，曾经那么自恋的我都会在感官上和心灵上遭受重大刺激。猛然间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法学基础是那么的薄弱和不堪一击，所以只能逼迫着自己去不断的修补这岌岌可危的地基。法大学生的刻苦是出了名的，也许是因为法大教室资源紧缺的缘故吧，为了上自习他们能够六点钟就冲出寝室飞奔到图书馆或自习室，若是去晚了，法大稀缺的教室资源就会被充分利用，因而只能望着自习室里济济一堂的学子们‘兴叹’了。法大的教室晚上十点半关门，但即使到了十点二十，自习室仍有大半位子上有学生在奋笔疾书。在这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所以更加肯定了一点就是若想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就不断的提升自己”，“法大的学生身上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品质：他们有自己的目标，并坚定的为之努力。埋头学习的学生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男生女生们求知若渴才思敏捷才华横溢，他们行色匆匆脚步坚定；而搞公益事业的学生又热情饱满将活动办得轰轰烈烈，以08年奥运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如火如荼，各种讲座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圆满举行大受欢迎；清晨的寒风中，不大的校园里站着很多的高声朗读英语的学生晚上十点过后，自习室里依然人数众多”，“初来法大时，感觉这里的人真的好能学，占座功夫也了得。特别是上名师的课时，都起那么早去占座，占不着就站着，教室里站不开，就站在楼道里，做在窗台上，让我感到好恐怖。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很勤奋的人，可是来这里后却连个座也占不上，每天站着听课。宿舍同学告诉我，这还是学期初，到了期末，占座更加疯狂。我早就无语了，在这里第一次知道原来法学院是可以分为四个，分别冠以不同名字（诸如民商院，刑司院）的。第一次见到近300个人是可以挤在一间教室里上民法，商法的”，“这里的生活节奏是很快的，每个人都来去匆匆的，各忙各的。好像人人头上都有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似的。在这里从来不会担心自己没有事情干，尤其是晚上，各式各样的讲座，几乎每晚都有，而且常常好讲座都挤在一个时间，手心手背都是肉，只好在鱼和熊掌之间来个博弈”，“慢慢地也喜欢上了这里的上课模式，主要是上课、选课非常自由，注重思考能力，团队精神。比如说，同一门课，同一个时间，会有不同的老师在不同地点开课，你喜欢谁，就可以去听谁的课。著名的博导课上会挤得无法想象，但很多年轻的老师课上便会冷冷清清，但老师们还是会很尽力。关于团队精神的培养，我觉得民法老师做得很好。他每节课都会布置一个作业，做成PPT，让小组讨论后，派代表发言，这样小组成员要在课下花好多功夫查资料，讨论，合作。团队精神由此培养”，“没有海边没有山，每天面对的就是这500亩地。有时候我在想，法大人利用土地率真是奇高，那么小的土地，承载那么多人，名师，各路的牛人，各式的资源，各式的广告。可以说没有一寸多余的地方吧”；二、老师“‘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这是我在法大常常感受到的境界。作为国内著名法学高校，法大虽空间狭小设施简陋，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法学名家云集于此，浓厚的法学氛围弥漫校园。民法泰斗江平、法史巨擘张晋藩时常莅临本科生学院，感悟人生传授智慧；青年才俊李建伟、时建中等各领风骚，而女中豪杰田宏杰则为刑法学界的一枚异草奇葩，其学识其经历其人格魅力令众生倾倒。名师的课堂总是人数爆满，没有座位的同学会借板凳坐在过道听讲，而当板凳也被借完的时候，他们就会站着听。名师们气定神闲指点江山，莘莘学子济济一堂顶礼膜拜，读书人能得此待遇，不虚此生”。除了上述这些校外人士的观感以外，这里再转引一点我校青年才俊邓文初老师对“汉风和雨”等同学对其文章点评的一点回应，以示法大学子“知音”之能，他说“‘汉风和雨’君在博客中发布长篇文章，评论本人的“谣言九论”。从文章定位与写作风格角度，提出许多尖刻而到位的批评，可谓方家之见，令人佩服，令人感动。前此蔚然居居士、陈赐贵诸君亦对本人文字多有教正。略略数万文字，得诸君的厚爱，实在愧不敢当。对诸位的指教，因忙于‘谣言九论’，一直没时间回复，这次‘九论’也弄完了，且‘汉风和雨’的评论，更是打中了我的痛楚，一个一直掩者掖着藏着的隐秘。是不得不有所言，不仅为回答诸君，更为安抚自己的心灵”。这样的才俊知音，肯定能引起很多名师任教法大的兴趣的，正所谓“为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六、其他原因。除了上述种种原因使得众多名师落户法大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学校无法比拟或为某些老师所看重的原因。比如：

1）学术自由、兼容并蓄。著名青年宪政学者萧瀚副教授坦言他之所以拒绝众多高校的邀请，而独钟法大的原因时，他说“我来法大，就是看到这所学校连滕彪这样的老师都能够容纳的下”。而滕彪老师虽然因为领取国外“人权大奖”，而早已被国家安全部、北京公安局注意多时了，但其在法大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可从容宣介他那套“全盘西化”的主张（据说由于今年正值某些事件三十周年的敏感时期，其已接到有关方面通知暂停讲课、只许从事文字研究），亦属“奇事”。恰恰相反，与这些“右派”势不两立、水火不容，时至21世纪的今日，仍然提倡要“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佩戴毛主席像章，学习毛主席语录，始终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著名“左派”人物杨帆教授，同样可以在法大开坛设教、传道授业。更为令人称奇的是，虽然在2008年初，弄得国人尽知、满城风雨的“杨帆门”事件中，两派为了维护各自的“道统”互不相让、彼此攻讦，一度闹出了为平息此事，萧瀚副教授向校方递交辞呈想一走了之的事，然而校、院领导又亲自作萧瀚的“思想工作”，使其最终还是留在了法大。对此，杨帆教授极为不满，特意在博客上撰文质问“那位想辞职的，为何时至今日还留在法大”，而萧瀚副教授亦在其博客贴文“我的事情，就不劳你杨帆费心了”以作回应。然而另外一场仍然与杨帆教授有关，且在全国又闹得沸沸扬扬的“抄袭门”事件中，萧瀚副教授却又旗帜鲜明地反对校方不分青红皂白“捆绑”处理杨帆教授，而对这位几个月前还到兵相见的“仇敌”予以声援，杨帆教授也又一次向媒体表明此前“杨、萧矛盾”只不过是知识分子见解上的矛盾，并不涉及私仇，这一出又一出的学术政见“表演”，直看的有些国人不明所以、瞠目结舌；

2）校政清明、地位重要。王人博教授在叙述其之所以加盟法大三条原因的另外两条就是“一、法大在新领导班子上台后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办学理念的调整和校训的修改。‘以教师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思路很让人兴奋；二、法大有上级教育部的坚决支持，这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是难能可贵的”。而据说杨玉圣教授当年之所以选择了与北京师范大学一河之隔的中国政法大学，也是因为其再也无法忍受北师历史学院的复杂人事、散乱学风而转会法大的；

3）位置优越。张卫平教授曾这样评价过地处京师的便利条件，对于学术成绩的重大影响，他说“我到清华，看中的是北京地理优势和名校品牌优势。我认为北京的确是做学术最有利的位置，能体现学术研究上的‘马太效应’。我的感觉是，在京外打十枪，也不如在京城发一弹”。而原西政校长的种明钊教授也曾感叹“在北京办一件事需要五分的力，在西南就得需要十分”。法大当年因为处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而处境凄惨，而今还是因为地处首都而重获新生，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世事白云苍狗，何处看去；4）青春无敌。当年杨帆教授之所以加盟法大，除了李曙光教授的推介、举荐以外，其表明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竟是“不愿与社科院那群年龄老迈、思想僵化、行将就木的老教授共事，而要面对面得与真正的青年人做一近距离的交流”，理由虽然有趣，却也十足的成立。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大师”与“小师”的到来，我们在高考招生时那句人人耳熟能详的“到中国法学教育最高学府，接受中国最好的法学教育”才不会成为一句自娱自乐的空谈；也正是因为这些名师、高士地加入，我们的法大学子才会不计我校如此简陋的校园环境，而甘愿在昌平这个京郊僻壤之地度过一个又一个快乐而又充实的青春四年，正所谓“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

更多资讯点击直达

学律是谁 | 梦想实现指南
西北JD心得 | 哥大申请心得
应届录取宾大 | 多差要去T30
美国T14LLM | 四个月备LSAT
双非AA录取NYU | 双非陆本UVa
T3法学院该怎么录 |托福85录取T9
密歇根JD大奖 | 西北JD全奖怎么拿

[/url]

[url=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1NDg4Mg==&mid=2652045276&idx=3&sn=fbb30e3cb7aa743825e4ced382ca983e&chksm=84dac4d1b3ad4dc7a7c98912a70cfc3f7397e18b09ed71bdb2d9001b4635ff438f58e103df11&scene=21#wechat_redirect]

[/url]

[url=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1NDg4Mg==&mid=2652044320&idx=1&sn=ef9484138103b3ae640d89c1aea0a5cb&chksm=84dac72db3ad4e3b0f7dde33ee291a1129f8612f23ad5386a1553cffdf86bbfc490e08ccb25c&scene=21#wechat_redirect]

[/url]

[url=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Q1NDg4Mg==&mid=2652044532&idx=1&sn=f8c0c2029c70884dd8451845c3966dc6&chksm=84dac7f9b3ad4eefcb79e8e1508595e9ae9370f2634072f3ffe4484314dfa706d42194b26a91&scene=21#wechat_redirect]

欢迎光临西南政法大学论坛 (http://www.99jiapu.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