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 赞▕ 我记忆中的西南政法学院

喀喀喀2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位于山城重庆的歌乐山下、烈士墓旁，有一个被戏称为“稀烂政法学院”的大学。在那里，一群当年被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年轻人度过了他们难忘的四年大学生活。对他们而言，那段岁月的生活艰辛、学习环境的粗陋或许早已转化为对人生磨砺的体悟，留下更多的则是从艰难生活的缝隙中不断挤出的温情、快乐、冲动以及对某些当下已不多见的精神的记忆。或许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些真实的生动，日后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卓尔不群的人物。这个生生不息的群体，使得“稀烂”获得了新解：稀罕而绚烂。对于所有在那里曾经生活学习过的人来说，那段日子、那个学校以及在那里曾经发生的往事都是值得回忆、玩味和反思的。

初来乍到


重庆素为“火炉”，加之山城独特的地理环境，夏季的闷热实非亲身经历者所能想象。当年入校报到，正值八月流火。从全国各地通达重庆的火车，车程少则十数小时，多则数昼夜。由于旅行中很难具备令我辈“吐故”的客观条件，年轻的肠胃强烈的饮食“纳新”的冲动也只好生生地被遏制。这段旅程的非人道由此可见一斑。
难忘的是，因为车厢的拥挤不堪，我常常难以双足着地，不得不金鸡独立地熬上一整夜。车厢里一夜或数夜的生理极限挑战结束后，到达终点时，人群凭借从麻木中苏醒过来的生理本能，从车厢的门、窗中喷流而出，人流将每个不能自已的个体慢慢地裹挟出车站大门。那一刻，集中营囚徒陡获自由的美好感觉令我至今难忘。低头看看的确良衬衣上汗液经过无数次蒸馏后留下的盐渍，这时的我，总会不合时宜地想起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那件浸满盐水的上衣……。
有此经历后，回想起了七十年代初被驱逐出境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过的一部纪录片《中国》。片子以选取不同情境下的人头攒动镜头为其显著特色，却独独没有中国人进出火车站和在火车车厢里的情形。唉，此时不由人不为安哥扼腕叹息：白瞎了这么好的观察角度，太浮光掠影、太不深入生活了！难怪要被驱逐出境。
那时学校有专门到火车站接新生的交通工具——一辆那个年代常见的卡车。尽管军绿色的卡车多少会令人不由自主地生出一些公判大会、插草标的人犯、口号、游街之类的异样联想，但经历了上述的旅程后，卡车所代表的母校的热忱可以令与它不相干的一切都变得无足重轻。在等待发车的间隙，我仔细打量了以后相伴了四年的两路口火车站，那景致总令人想到《红岩》里对山城某些情境的描述，感觉冷峻而又神秘。记得，和迄今仍与之享同事之宜的李平兄就在此时首遇。当时彼此未主动打招呼，感觉我自己尤其作矜持状。主要是，我的余光斜睨到，李平身边始终伴有一位亭亭玉立的漂亮女孩。后来知道，女孩姓陈名小蓉，同年级同学，不在一个系，是刑侦专业的。二人相伴原非情侣关系，只是本为同乡，且平兄年长，故受女方家长之托一路关照之故。我的印象中，似乎入学后照顾小蓉同学的责任平兄就不是特别尽心了，其他踊跃承担照顾之责的男同学可谓前仆后继。
在卡车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然而，面前的学校却是一个施工工地。我记得，当年除了迎接我们这些新生的老师和红色的欢迎新生的横幅，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惊讶，但说它让人大失所望却似乎更加准确些：一座孤零零的大楼（后来知道它名曰“东山”，应该是和它坐落的地理位置有关，就像是姓李的排行老四就管他叫做李老四一样，听来也不是个很正经的名字），老旧残破；不远处的工地上，伫立着四栋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绿化而显得局促和突兀的六层宿舍大楼；在东山大楼侧下方，是类似旧式四合院却又稍大的建筑，后来知道，那就是著名的一教和二教；东山大楼的对面则是尚在建筑中的、当时还完全眉目不清的图书馆大楼；再有的，就是所有的大型施工工地上都有的塔吊、预制板工地以及各种简易工棚、施工材料和晒得黝黑的、光着膀子的建筑工人……。这一切，同我脑子里自我构建过很多遍的全国重点大学形象相当地格格不入。
当酷热、疲惫加上失望一并袭来的时候，最好的摆脱办法就是能够痛痛快快地洗上一个热水澡！然而，这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事情。
杨绛先生有一本小说叫《洗澡》，是借洗澡说某个时代曾经的思想改造，那是杨先生的社会批判性文字，例属高雅。之后，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曾相当流行洗澡，常被当作时尚消费，甚至一度作为周到的社交应酬安排，据说，其间还不乏诸多秘而不宣的内容。但大学时代的洗澡，纯粹是个人卫生需要，内涵相当原始。属于这个范畴的洗澡，在今天的大学校园恐怕早已不应是大问题，可是在“稀烂”年代，则基本是一件在精神上、肉体上都令人备受煎熬的事情。
其实，当时的学校不是没有洗澡堂，只是它的存在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使之几近形同虚设。记得那时的澡堂位于政法与川外（原四川外语学院）两校的结合部，历史上为双方共用，由于后来双方交恶，其所处位置又偏于政法更多，事实上逐渐演为政法专用。澡堂小而破旧，卫生条件极差，进门处由于排水故障常年积水而不得不摆上砖头，权作踏板。室内喷头大约十多个，根本无法保障供给。更不合理的制度在于，每周只开放一次。夏天还好办，至少男生可在宿舍楼盥洗室以冷水凑合。可到了冬季，则大成问题。不得已时，尤其是体育课后或打完球后，不少同学冬季仍以冷水洗澡。现在好像有人以进行冬天洗冷水澡为一种时尚运动，名曰“冷水浴”。基于这段痛苦的洗澡经历，“冷水浴”已经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只会让我感到那是自虐。
当制度上的设施不尽其用时，人们只好寻求体制外的解决。然而，这也充满艰辛。热水澡既成梦想，酷暑之下冲凉仍是必要的。我们住在六楼，又倒霉地当西晒，若六楼有水则冲凉之事倒也非难事。可屋漏偏逢连夜雨，整整四年，我们宿舍大楼供水至六楼者寥寥无几，常年最多供水至四楼，大多仅一楼有水（但有时一楼也频频停水）。正因为此，才有可能出现七九级江山同学废物利用，创造性地将赋闲的厕所辟为宽敞的单身宿舍，“独霸”六楼厕所以为寝室的壮举。如今想来，老江的确高人一筹，可谓极具创意。记得第一学期开始，我们因地制宜，每人都买了较大的水桶，上课时，将水桶放在楼下的同学寝室，回来时顺便提一桶水上楼以备使用。晚上睡觉前，提上水桶下至工地，豪迈地冲上一阵后，不擦干身体，再提一桶水回宿舍。不擦水的原因是，从工地到宿舍有较长的路，且要爬坡，再盘旋上至六楼，必定大汗淋漓。留着身上的水，既可减少出汗，到宿舍后，擦汗时，还可减少毛巾上的汗液量、延缓毛巾的馊臭速度。
如今想来，人真是环境的动物。艰苦的生活，不仅锻炼人的意志，也能激发人的生活智慧，开发人的潜能。当生活条件改善后，随之而去的，自然也不仅仅是坚强的意志，还有那许许多多的“特异功能”，乃至创造的活力。高年级时，伴随着学校办学条件改善，洗澡难的问题有所缓解，新澡堂就在我们宿舍大楼的下方，开放时间也有所增加，洗澡，渐渐地不再是我们生活中的痛。

体育运动

在我们读书的那几年，开展体育活动也算得上是令人尴尬的事情之一。
由于川外与政法两校的历史冲突，复校后的政法学院终于被迫偏居烈士墓地区的高地——东山，原来的校区划归川外。东山地区多山坡，几乎没有稍微宽阔的平地，因此，政法学院连一个百米跑道都建不出来，拥有四百米环道的标准运动场及足球场就更是痴人说梦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我们毕业。条件不足，自然影响到学校的体育活动的各个方面。
首先是体育课。由于没有像样的场地，所以我们的体育课的内容主要局限于部分田赛项目如跳远、跳高、铅球，体操类项目如木马、垫上运动，以及武术类项目擒拿、长拳等，此外，因地制宜地玩些球类如篮球、排球、乒乓球和羽毛球，径赛类项目不作为重点。唯一设立的径赛项目是三千米越野跑，据说是教育部规定的达标项目。越野赛也不是在规范的竞赛场地上进行，而是从学校大门到白公馆打一个来回。以我这样不怎么运动的人来说，完成这样的运动并且达标是有些苛求的，但结果是，全班同学均圆满达标。其中的猫腻当然是中途捣鬼。两地间有不少转弯，其中一个距离大校门不远，还有棵硕大的黄桷树，由于途中并无裁判监督，全靠自觉，因此极大地帮助了不太自觉的同志。大部队继续向前时，我们这些偷懒的人便躲在黄果树下休息，待大部队返回时，再混入洪流胜利到达。我记得至少我们班的李祖军、老大哥杨建宏等与我相类。干下此等勾当自然有些忐忑惭愧，无奈体力难支，也只好退一步海阔天空了。
其次是体育项目开展有限。最典型的就是足球，根本无法正常开展，虽然后来在原来的预制板场开辟了一个简易球场。当年政法的球队要想打一场象样的球赛就不得不跑到离政法稍近些的重师（重庆师范学院）借人家的场地进行，这样的局面令政法的足球爱好者们大为尴尬、大伤自尊。我们年级的几次球赛就是这样干的。如今想来依然耿耿于怀、不甚了然。
最后就是更没面子的事情，政法学院的全院运动会只能借用其它学校的场地召开。我记得，我们进校后的一次全校运动会就是在重师举办的。一个全国重点大学的运动会因为没有运动场而借用一个非重点大学场地举办，真是太伤自尊了!
仅以体育设施一面亦可想见母校当年办学条件的窘境。


雨  靴

在重庆上学是需要备用雨靴的，至少当年的学生大多如此。这主要是因为重庆的降雨较多。但是，政法学生的雨靴与其它学校学生的雨靴的功能还是大有区别的：人家的雨靴主要在于下雨时的防水，而我们的雨靴功能主要在于防泥泞，无论阴晴。作为当事人，当时的确为此大伤脑筋，个中的无奈只有我们当年的那个群体才有深刻体会。
今天任何一个大学的学生都很难想象，在大学校园于泥泞中跋涉前往课堂和食堂的景象，而在当年的政法学院就是如此。在我的印象里，那时的重庆犹如民谚对贵州的描述，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尤其到了冬季，不仅雾气蒙蒙，空气中总是湿漉漉的感觉。由于学校正值建设之中，道路条件极差，一进校门便如入乡野，脚下高低不平，烂泥一地，“稀烂政法学院”的戏称大概也出处于此。后来留校同学集中居住的宿舍区取名“烂泥湾”不知是否是对那种印象的某种纪念。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到过国内外的许多大学参观，道路如当年西政者绝无。然而再推想之，在那样的烂泥路上能够走出傲踞共和国政法界半壁江山人才的大学又有多少哪？这种强烈的反差，似更值得今人深思。我们不好将西政类比西南联大，但就其办学条件与人才培养间所具有的反差对比而言却有着相当的近似。这种相似性，至少足以令当下某些追求物质条件高标准、人才培养低产出的大学惭愧吧！


课  堂

由于学校条件差，教室紧张，复校后师资配备不足，加之每个年级的学生数均在四百五十多人之众，因此，多数情况下，尤其是今天所谓的主干课，我们的课堂都安排在设有闭路电视的大教室，每个年级分甲乙大班上课。有些课程若师资充足则甲乙大班分别行课，否则，合并进行。每当遭遇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大班可以亲近老师，另一个大班则只能通过闭路电视，待遇大不一样。
    正是课堂使我们认识了风采各异的老师。讲授汉语写作的是女老师涂章，年纪五十上下，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举止优雅，高挑的身材，颇有风度；讲授法律逻辑的雍奇老师机智风趣，而同授此课的阳作洲老师却老持稳重；讲授刑法分则的赵长青老师，总是不苟言笑，讲话逻辑严谨；讲授刑法总则的伍柳村老师，已近古稀之年，慈眉善目，学养深厚，表达清晰流畅，不经意间的小幽默，常常把严肃的内容和静谧的课堂调动得轻松愉悦，展示出大师的风采；讲授刑事诉讼法的廖俊常老师，虽不是我们乙大班主讲，却常将我们大班的同学吸引过去，印证了西政江湖上关于他“铁嘴”的雅号；讲授外国法制史的杨联华老师，上课极其守时，备课如同其发型般一丝不苟，讲课认真得有些絮叨，十分可爱；讲授国际私法的袁成弟老师，会抽竹筒烟，英俊潇洒，却有些苛刻，不少同学在这门课上被判“死缓”；讲授法律思想史的俞荣根老师，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睿智又不乏意气风发，彼时即已获得了一大批学术“粉丝”追随；讲授宪法的高克明老师，表达生动，迄今仍有极妙的比喻流传于同学间；选修课“罗马法”由张和光老师主讲，尽管内容已经模糊，但他极富感染力的激情却总是感染着聆听者，以至被受感染的人们一致推选为沙坪坝区人大代表；李开国老师虽没为我们班主讲民法，但由他主持的一次小班讨论课却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他的学术水平得到人们的肯定评价时，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
课堂不仅让我们结识了众多的老师，得到专业的教化，更重要的是，在那里，我们可以淡忘掉施工工地以及环境带来的种种错觉，意识到我们身处大学圣殿，我们所经历的不是军人的练兵、工人的工作、农民的耕种劳作(他们的劳动当然同样令人尊敬)，而是推进新中国走向神圣法治之路的智识储备，是新时期社会转型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课堂，在我们的内心开始萌动出对社会的责任，对改革事业的参与感，以及对中国法治未来的种种憧憬。


回到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是七八级师兄蒋庆的一篇文章，1981年在旧的学生食堂的墙壁上以大字报形式发表。此文一出，正所谓一石激起千重浪，将暗涌于人们内心的思想解放的精神追求激发了出来。全国性的以异化问题讨论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通过此一事件在西政正式展开，而且由此使西南政法学院在全国高校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据说，此事也惊动了中央。
西政虽然偏居西南，但那个时代的学生仍具有天下的关怀，不乏强烈的反思或批判精神，对政治高度关注且颇有参与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时代的西政大学生，虽生活学习条件差点，但精神生活还是蛮充实的。彼时，没有现在的信息系统和多样化的传媒，坊间流行的信息渠道仍以小道消息为主，正式的渠道极为有限。人们思想的表达，尤其是较为“解放”的思想表达只有通过非正式方式进行。好在那时七八宪法尚未废止，八二宪法还未出台，公民们尚享有“大鸣大放”的政治自由，因此，那时的学生，秉承了前辈的习惯，办板报、写大字报。我记得，那时的西政每个年级有专门的板报，每个班办班报，都是大字报形式，学生们有热情，学校也支持。发表的地点主要集中于食堂的四周墙壁。一是食堂的墙面宽敞便于张贴，更重要的是，食堂是人人要去的地方，人气旺，宣传力度大，也就是广告效应强。《回到马克思》发表于此当然也是这个道理。这套传媒体制，不仅提供了人们表达自由的平台，也造就了一大批书法绘画人才。按照今天的收藏标准，这些东西绝对手工，有不少工艺制作水平不差，很有收藏价值。那篇《回到马克思》算一例。有刊头画，是一幅一平方米大小的素描，题材是茫茫穹宇中，一个硕大的地球上背靠背坐着一对裸体男女仰望星空，至于是否拷贝于某个名画不得而知。传达的意思应与文章主题是相切的。正文以流畅的行楷书写，洋洋万言。此物若获有心人收得，当为学校重要文物，万望珍惜。
这篇文章本身的内容以及学术价值，见仁见智，但其表现出的关怀天下、批判意识、格物致知的种种精神，以及当年在学校中对所有学生尤其是我们这些未经社会历练的低年级学生产生的思想影响，无疑是十分宝贵的。应当说，这篇文章体现出的那些精神价值，已经不仅仅是蒋庆的，而是蒋庆们的；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它属于那个时代的那个群体和学校，并且值得代代相传。
继此文发表后，在食堂的墙壁上先后又不断地出现过一些类似的东西，如我们80级蔡正顺的评价毛泽东的文章，何泽宏主笔，张文芝、林肃鲁和我参与的“人性论”一文。如今看来，当年的东西虽稚嫩不堪，但它毕竟反映我们青年时期的思想关照，满是理想主义的纯情、可爱。


值得回忆和纪念的事情实在太多，林林总总，倏忽如昨。情同父母的老师、亲如兄弟姊妹的同窗、朗朗上口的绰号、余味绕梁的邱四小面，熄灯后宿舍里的荤素龙门阵，还有那早已平和、恬淡了的得失、爱恨和恩怨。
时值母校六十华诞，仅以此片段记忆的文字作为对那段难忘岁月的纪念，以此文集作为向母校师生、同学以及校友的汇报。回忆过于片段，文集因时间紧迫也不免拼凑之嫌，但通过这些所凝聚着的对于母校的感情却没有丝毫折扣。掐指一算，八零级的我们与母校结缘已经三十年，往昔的帅哥靓女、莘莘学子，如今已年过中年，乱长的不堪回首，或已成名成家、或已执掌门户，但在母校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孩子、学生，母校——光荣的西南政法学院——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归宿。



                        里  赞  
于成都十八步岛寓所
                       2010年8月7日夜

（原载  里赞：《中国法文化的历史与现实》，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后记）